在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征程中，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其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砥砺前行中，也留下了一串串红色的革命印记。这些印记，如同茫茫黑夜里的指路灯塔，如同严寒中的暖人篝火，感召和激励着广大军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传承红色血脉，为催生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努力奋斗。时值庆祝建军91周年之际，我们辑录了以下一组回眸早期人民军队几个“第一”的故事，以表达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意。  

                        图为馆藏在秋收起义纪念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复制品）

谁设计了第一面军旗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高高举起共产党的大旗。于是，他领导的秋收起义诞生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这面旗帜是如何孕育而生的？首先，要了解由共产党员卢德铭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到达湘赣边修水的。  

大革命失败后，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卢德铭的警卫团，湖北省通城、崇阳一带的农军，湖南省平江工农义勇军，浏阳工农义勇军等几股武装力量，在原地呆不下去，奉命前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受挫没能赶上起义大部队不得不返回，在修水、铜鼓一带不期而遇。  

为得到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卢德铭等同志离队去找党中央。与党中央接上头后，卢德铭便派了身边的一个参谋送回一封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指示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  

8月12日，警卫团到达修水，没多久就召开了修水会议，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两部负责同志一致认为军事统一刻不容缓，将分散的力量组织在一起，建立一个师。对外，为麻痹敌人，暂取名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在内部，取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俊部改为第三团，平江余贲民部分别补进这两个团，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进入修水县城的通城、崇阳农民武装，编入师部特务连。  

浏阳部负责人没有参加修水会议，但是，修水会议决定组织的第一师，却包括了浏阳部队。那么浏阳部负责人苏先俊是否同意呢？因此，当浏阳部折回铜鼓后，8月下旬，三部负责人及营以上干部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会议，一起研究统一编队的问题。  

此地与铜鼓县大塅毗邻，距离修水和铜鼓两县的县城都是60华里。据中共修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撰的《修水人民革命史》记载：山口会议气氛热烈，会场贴有“世界大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建军编师”的会标和标语口号，会议决定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确定了师、团长的任命；为充实第三团力量，从第一团调第三营部分武装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部由伍中豪率领补充第三团；研究布置了攻打平浏两路的暴动计划。山口会议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大旗，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作了军事上的准备。  

九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前线，与修水、铜鼓方面的部队取得了联系，并在张家湾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安源会议，将安源革命力量及周边县的农民武装编为第二团，确定了三个团起义后攻打长沙的进军路线。  

山口会议后，余洒度师长把军旗设计的任务下达给了钟文璋、陈树华、何长工、杨立三等人。这四人的职务分别是师参谋长，师部参谋处长、参谋，副官。一天夜里，他们在修水县城商会会馆设计军旗，这里是师部所在地。既没有米尺、三角板、圆规等绘图工具，又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料，几个人集思广益，起初提的方案，都不满意。后来，何长工根据自己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军旗的旗样，提出了设计方案。大家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推敲，终于在凌晨设计成功了。  

军旗的样式：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是白色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镶嵌交叉的黑色镰刀和斧头，表示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紧密团结起来；旗面左侧靠旗杆一侧有一条十厘米宽白布条，上面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黑色字样的番号。这面庄严威武军旗的完整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第一面军旗的主要设计者是何长工，陈树华、钟文璋负领导责任，杨立三是事务性工作的帮助者。1988年1月9日，新华社电、人民日报刊载《何长工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一文中指出：“是他，1927年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亲自设计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军旗样式设计好以后，修水党组织协助部队完成缝制工作。裁缝出身的班长张令彬等人购买了布匹，县总工会委员长徐光华请来了裁缝和会针线的妇女。修水县城内的许多裁缝师傅主动请缨，义务承担军旗的缝制任务，有的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参加赶制军旗的人多达40余人，每位背后都有令人感动的故事。一位姓樊的师傅看到军旗上有工农字样和镰刀斧头的图案，很激动，表示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按时完成任务。梁幼陶师傅既参与了军旗的制作，也和其他的裁缝一起制作了红领巾、红袖章。直到1989年他83岁去世时，还一直保留着制作军旗用的剪刀；他常说：“剪刀就是裁缝的饭碗，这把剪刀还含有特别的意义，说明我也曾经为共产党作出过贡献。”女裁缝朱菊英师傅，她将部队付给的10块铜板工钱一直珍藏着；1977年，秋收起义纪念馆在修水建立时，朱菊英的后代捐赠了7块铜板给纪念馆。  

经过人民群众几天几夜的紧张赶制，100面崭新的军旗缝制完成，同时还缝制了1000多条红领巾、红袖章等，以备起义时用。  

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组织下，秋收起义第一枪于9月9日在修水打响。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中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由此，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艰难困苦中奋勇战斗，并昂首阔步前进，直到今天。  

                                图为馆藏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第一套红军军装

第一套红军军装诞生记  

人民军队在成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军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起义部队大多数穿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同年的秋收起义中，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安源路矿工人，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穿着各式服装。1928年5月4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无法大量生产军装，为了保暖只能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敌人的军装，地主的长袍，工人、农民的粗布衣……各式各样，着装相当混乱。而且大部分战士的服装已非常破旧，几乎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为了便于作战和管理，统一服装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毛泽东在部队整编完成后曾说：“部队是焕然了，但还没有一新啊！”  

当时闽粤边重镇长汀县城人称“小上海”，物产丰富，富商云集，手工作坊遍布城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首次入闽，在长岭寨一举消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千余人，解放了长汀县城。  

解放长汀后，红四军在当地开展了斗地主、打土豪等运动，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并向资本千元以上的商人筹措军饷，很快筹得5万元。对于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如何利用这笔钱大家意见不一。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利用这些军饷和长汀良好的缝纫、印染条件，赶制4000套军装，以统一军装。  

红四军攻打长汀时，缴获了郭凤鸣的兵工厂和服装厂，有两千支步枪和几十挺机关枪都是崭新的，而且是日本造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同兵工厂一样，这家工厂也属于郭凤鸣，专给他的部队做军装。这个工厂里的工人很快组建了工会组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加班加点为红军制作新军装。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朱德清楚地记得：“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手缝的。”为购得足够的优质布料，红四军军需处领导杨至成找到许多布店老板。由于红军实行买卖公平的政策，不少商家很乐意为红军筹集军需物资。当时商店没有灰布，军需处就与染布坊联系，帮助把布匹染成灰色。  

第一套军装到底该如何设计，定什么样式没有借鉴的经验。最终，在长汀两个名叫谢日新、戴恒新的裁缝老板的统一负责下，最终确定了新军装的款式：帽子为有檐的大八角帽（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徽；军装为灰蓝色布质，上衣为仿中山装式，开襟，衣前左右各有1个口袋，领口佩缀红领章，领章边缘绣一圈黑边（为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缅怀伟人丰功伟绩）；裤子则为半长的阔腿样式。毛泽东曾作演讲说：“红军军服领口上的两个红领章代表两面红旗。”陈毅则对军装的颜色做了说明：“灰蓝色代表天空、海洋、青黛色的群山和辽阔的大地。”  

红四军干部战士穿上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部队在长汀南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检阅。朱德说：“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有红星的军帽。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这套军装代表着与旧时代的决裂，象征红色的军队的形象。红四军也将这个服装厂和个体分散的裁缝连同机器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军临时被服厂，后来成为中华苏维埃被服厂，而且历尽长征的艰险，一直迁移到了延安。  

                                                 图为钱壮飞烈士遗像

钱壮飞与第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塔  

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内，有一座炮弹形建筑屹立在宽阔的红军广场上，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建造的第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建筑，其落成之日距今已有84年。鲜为人知的是，它的诞生还和钱壮飞有关，他和李克农、胡底被誉为我党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浙江省湖州市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当时为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任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这个特殊岗位上，他谨慎机智，不断为党获取大量重要情报。1931年4月25日晚，正独自值班的钱壮飞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的特急密电六封，他当机立断拆译密电。原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他知道顾顺章也了解自己的情况，千钧一发之际，他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冷静地通知中央机关有关同志尽快撤离。26日早晨，他像平常一样把这些密电当面交给徐恩曾后，从容不迫地离开敌营。接到他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紧急转移，同时，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也全部转移。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等地下组织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随后，他按党的要求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第二局副局长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4月牺牲于贵州金沙县。  

时间回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会上，为了寄托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崇敬之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决定要在赤色首都瑞金建造一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让烈士精神光耀千秋，激励后世。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建设期，建造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的设想，水到渠成地被提上临时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中央苏区军民热烈响应中央政府号召，迅速掀起为纪念塔募捐的热潮。瑞金的工农群众首先行动起来，他们除了捐款建塔外，还义务参加建塔劳动，并把家中的砖石、木料拿去建塔。  

红军烈士纪念塔的设计工作，由时任中央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担任。他不仅是我党战斗在隐蔽战线的高手，而且还是个擅长书法和绘画、工于化装和表演的文艺奇才。当时的《红色中华》报的刊头出自其手，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报》上的漫画，也大多为其手笔。他受命设计红军烈士纪念塔，也是众望所归。  

虽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见到当年的设计方案及图纸，但依然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建的建筑物的外观，窥见钱壮飞设计时的匠心独运。这便是充分运用红色元素，借助象征手法，巧妙组合，寓情于景。那炮弹造型的塔身，宛如直刺苍穹的利剑，宣示着红军战士和共产党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那塔身上镶嵌的密如繁星的卵石，犹如万千工农子弟聚集于人民军队旗下。由一块块厚重的红麻条石垒砌的五角星基座，寓意红军背靠赤色中国，强大无比。全塔通体的红色，传递着血与火的时代气息。环绕塔基各面嵌入的十块石碑，有九块镌刻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赤色中国的领袖们的题词，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先烈及人民群众的赞扬、承诺与担当。纪念塔下草坪上，一行“踏着先烈血迹前进”的砖砌大字，直通检阅台前，表达健在者和后来者的心声。  

钱壮飞还设计了围绕纪念塔的一组纪念建筑物，它们是：纪念牺牲于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的红3军军长黄公略的公略亭；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献身的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赵博生的博生堡；以及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  

                                     图为复建后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

1933年8月1日，中央政府在叶坪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开工典礼。与此同时，由钱壮飞设计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也在沙洲坝举行了开工典礼。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红军烈士纪念塔和其他烈士纪念建筑物，以及中央政府大礼堂，均于1934年1月底竣工落成。  

1934年2月2日上午8时，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在叶坪红军广场开始。全体人员向纪念塔俯首静默三分钟。默毕，由钱壮飞同志向大家作纪念塔设计经过的报告。他谈了自己在设计过程中屡屡被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感动得泪眼模糊，并从中受益；谈到了红军指战员对建塔的关心与建议，给他以不少启示；还谈到了中央领导对他的信任和鼓励，使他能顺利完成设计任务。  

接下来，中央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各方面代表也发表了演说，表示了踏着先烈血迹前进的坚强决心。典礼接近尾声时，大家合影留念。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北上抗日。1939年冬，国民党当局竟将纪念塔及周围几座纪念建筑拆毁了。听说拆塔时，叶坪村有位姓欧阳的大妈，偷偷藏起了一块刻着“烈”字的青石板，并于新中国成立后交给了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1955年，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报请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在红军烈士纪念塔遗址上按原貌进行修复重建，使其重现雄姿。